谁说美国大法官不重视民意？但凡争议较大的案件，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都会以民意支持、举国共识作为裁判依据。
领导不是靠行政权，而是靠自身的吸引力，靠人民群众自觉认同。《瞭望》：最后一个问题，您对此次四中全会的历史作用有何期待?王长江：希望能高举党自身改革的旗帜。
为什么直到执政53年后的2002年十六大才正式提出这一转变?(十六大报告提出：我们党历经革命、建设和改革，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，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;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，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。进入 王长江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执政转型 。《瞭望》：您是从世界政党比较研究开始学术生涯的，日前，执政日本半个多世纪的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失败下野，您认为从中可得出什么教训或启示?王长江：自民党失败，也可以说是没有从一个传统的政党转向一个现代的政党，缺乏党内民主。《瞭望》：还如，从替人民当家作主到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，面对这一变化，如何化解关于党的执政地位的疑虑?王长江：共产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具，它的目标就是人民当家作主，这一点上不存在任何问题。在很多人看来，只要掌握权力，就自然成了执政党，有什么好转变的?其实并不尽然。
这种情况下，党应该摆在什么位置就值得深入研究了。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关于党自身建设的思想、思路，包括党的目标、指导思想、性质、任务等等一套东西，对于取得政权非常有用，不过它只是在革命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经验总结，掌握权力成为执政党后，情况就变了，方向、任务、目标、职责都不同。专案整治李庄，声势浩大，却少不了龚刚模。
一是曲解法律，一是玩弄证据。其基本内容印证法大教授王涌博士10年前提出的著名论断：在法律时代，背叛正义所需要的已不再是暴力，而是技巧。专案组用兵之神速，未闻先例。考察李庄的行为归根到底无非是会见被告、了解情况、调查研究，他的行为侵犯了哪种客体？客体不存，罪名何能成立？ 然而事态的发展未出所料，一审还是效其前驱，援引刑法第306条把无辜判了罪
一审判词则提供了虽不典型但却生动的判例，证明非法不公的程序无助于实现辩护职能，不可能达到实体公正。李庄获罪了，二审一定会维持。
否则，辩护制度必将弱化、难免蜕变。综观这些规范，听取证人的陈述实是审判权的组成部分，是无可替代的权力。2010.1.14 于北京 进入 张思之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李庄案 。粗读李庄案，得鲜活印象：主持审判的法官，支持公诉的检察官，被告的律师，在李庄参与下，无不做了相当精到的演练。
宣读的如是询问笔录，又只能认为是控方工作记录而非当事人提供的书证，是否真实，应经被询者认定。法官予以支持，根据却是：公安民警、医生的证言，在押人员身体检查情况与龚的供述相互吻合，因此应断定不发生刑讯逼供问题。专案组用兵之神速，未闻先例。可是，如无证伪之果，伪证何以成立？从犯罪构成分析，本罪侵犯的客体一是司法机关的刑事诉讼活动，二是公民人身权利。
功成有期：我们应看到希望。法治时代，这无疑是极其落后的审判制度与组织形式。
同时又是行使审判权的必经程序和法定要求，属义务。我们的料中，源于那篇核心调查针对306条所写的那段洋洋洒洒、豪情满怀的文字：技止此矣，不过如是。
16个小时的唇枪舌剑、嬉笑怒斥，对法律问题的理解互存歧义，对证据的态度颇有区别。他讲得动人心魄，多么中肯。不否认龚体有‘伤，且系钝性物体所致，那为什么不查问：他被押于监所，是谁用哪种钝物致他受的伤呢？为什么要致他成伤呢？公诉人一句造谣就让事实真相滑了过去。最高法院据此作出司法解释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，两种例外：一是未成年人，一是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，经法院许可，可不出庭。一是曲解法律，一是玩弄证据。李案一审判词解释说：证人均表示不愿出庭作证，……且法院不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。
可是，前此警方通过那篇《律师造假门》认定的却是另一番情景：龚在狱中突然表现沉闷，连续数日，终于在忍无可忍的状态下，按下警铃，报案检举了李庄律师。然而所有这些，法官一概不理不顾，硬是专断地判定当事者伪证。
两种不同说法形成的矛盾折射出检举本身确有重大瑕疵，作为推断事理的法官怎么可以轻信某种说法而不过细审查？ 众所周知，证言因其符合诉讼中的直接、言词原则而受重视。大敌当前，于是抽调（三个）专案组、（一个）总队、（三个）分局的民警组成专案组（引见一审判词），意欲痛歼。
但这种证据很不稳定，常有争议，证明力不强，错判冤案往往由此而生。专案组办理讼事的成败得失，无须做历史的考察，文革盛行，应知其恶。
问题在于：未到庭，是否合法？还有，公诉人的宣读往往断章取义择其所需，不经质证，难辨虚实。司法问题，偏离了用法律解决的方向，这是案中矛盾发生发展的总根源。先不说这份书证竟也未当庭交付质证，这里接受口头与书面检举的只能是看守所警员，决非承办文强案的专案人员，无可争辩。而受控律师并不知己知彼。
考察李庄的行为归根到底无非是会见被告、了解情况、调查研究，他的行为侵犯了哪种客体？客体不存，罪名何能成立？ 然而事态的发展未出所料，一审还是效其前驱，援引刑法第306条把无辜判了罪。龚是否曾受刑讯，实是案中焦点。
比如有无刑讯的鉴定，法官未经质证，判词硬下结论只好语顾左右，说：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也不能说明‘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、减退区系钝性物体所致擦伤后遗留是被刑讯逼供所致。据知跟着还写了书面举报。
异议歧见化为异端邪说。至于对检举人的心态描绘和具体实施的细节，差别之大，不言而喻。
一审不审不问，有违审案理讼常规。刑法修订至今13年来，律师因306条被误用而蒙冤者数以百计，立法技巧不慎带来的恶果，该彻底改正了。人们要问：李庄伪了什么证？表现形式是什么？与此相关，李与控方证人没有接触，他们做的哪些证受到了怎样的妨害？对这些既不能如实回答，凭什么加人以罪？ 判词说：从犯罪构成上讲，（李之罪）属于行为犯，不是结果犯。专案整治李庄，声势浩大，却少不了龚刚模。
有些证人在押，已失自由，要他出庭还用强制么？判词还说：公诉机关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符合法律规定。其基本内容印证法大教授王涌博士10年前提出的著名论断：在法律时代，背叛正义所需要的已不再是暴力，而是技巧。
正可通过此例深入探讨该怎样推进法治的发展达到功成。面对阻力，操作中又少了点理性修养，抗争中更缺乏适度节制，于是陷入重围。
是故刑诉法在规定作证是公民义务的同时（第48条），明确要求（法官）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，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（第47条）。人们记得，那篇以《律师造假门》为题的核心调查，透露出一个消息：李庄一到重庆，即受到非法监控，随之而来的是陪同会见，监视监听，全程录像（庭上不予出示），收集加罪律师的证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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